自古以来，注释《易》的书，可以说汗牛充栋，依据《汉书》“儒林传”，孔子传《易》于商瞿，商瞿五传至前汉的田何。前汉的易学，即以田何为主；但内容如何？今天几乎已经无法完全了解，只能由散见于《汉书》中的资料，知道孟喜、京房的易学概要，已将《易》应用到历法中。

　　当时的思潮，盛行天人相关的思想，认为天象与人事，有因果关系，君主的言行，是否得当，会直接反映在气候的顺调与天体运行的正当与否中。这种思想，由来已久，到前汉时期，形成阴阳家、五行家的以自然哲学为武装，机械性的理论，并引用到经典的解释中。孟、京的易学，即承袭这一派的理论，京房并将他的易学，实际应用到政治得失的占卜上。今天在《汉魏丛书》中，收录“京房易传”三卷，但与《汉书》中引用的许多“京房易传”，并不一致，当然《汉书》中引用的资料，比较可靠。清代的惠栋，在他收录于《续皇统清经解》中的“易汉学”中，曾经极力使孟、京的理论复元。

　　大体上，汉、魏、六朝时代的易注，除了三国魏的王弼外，并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。唐代的李鼎样，在他的《周易集解》中，曾经搜集当时散逸的诸说；清代学者们的古注复元，多半依据这本书。比较保存完整的，有后汉郑玄、荀爽，三国吴的虞翻，晋代干宝等的注解。在清代的惠栋以前，宋代的王应麟，曾致力于郑玄的易注复元。清代的张惠言，曾以“周易荀氏九家义”“周易虞氏义”“虞氏消息”“虞氏易礼”的篇名，将荀爽、虞翻的易注整理，都收录在《皇清经解》中。

　　郑、荀、虞的易注，虽然各有特色，但共同之点，是不重视“卦辞”的全般象征意义，而是一字字的，由该卦的形象中，去寻求解答。例如：“至八月凶”。“八月”是来自何处？“七日来复”为什么说“七日”？“无药有喜”，卦形中为什么会有“无”与“药”的含义等？虽然八卦本身，就有象征各种事物的解法；然而，像这样一字字的对应，“说卦传”所列举的象征，无论如何就不够应用了。

　　于是，他们另辟蹊径，别作发挥。孟喜、京房将特定的卦，指定为十二个月，将爻指定为日；阴阳五行数术家的理论，当然也都应用；“十翼”中没有“药”的概念时，就分别成植物与矿物，于卦中寻求木与石的含义；如果还不能解释，就将刚爻柔爻改变；或将上下爻交换，强使经文的字句，与卦形发生关连。

　　前后汉的这些易学，包含以后采取同样解法的在内，统称作“汉易”。由于特别重视卦的形象与数字，也称作“象数易”。

　　“汉易”这种阴阳爻相互改变，上下爻相互交换的方法，也不完全出于杜撰，在“系辞传”中，已经有这种阴阳变易的理论。不过，这样一字字的对应，徒然使注释繁锁复杂，反而造成混乱，不容易了解。于是，为反对这一学风，出现了三国魏的王弼的《周易注》。

　　这位年纪轻轻就天折的天才青年，注释了《老子》与《易》。这是当时人人爱读的书，统称“老易”或“易老”。在政治动荡不安的三国时代，人人关切明哲保身的哲学，这两部处世智慧的书，因而普遍受到欢迎，王弼的易注，当然难免不受影响。

　　王弼的注释方法，着重把握经文的整体意义，只要把握住全文的含义，经文中的一字一句，尽可以忽略。例如”牛”“马”等字的出现，只不过是人世间某种现象的象征，不必一定要拘泥于一事一物；卦的形象，只不过是假象，尽管有“牛”“马”等字，如果要由卦形中去寻求根据，也是徒然枉费精神。基于这一构想、他将“汉易”中繁琐的象数，完全割弃，尽可能以孔子的“十翼”来解说经文。这种只根据“十翼”注释的态度，开始于前汉的费直，承袭这一系统的有郑玄、荀爽，但显然都已突破“十翼”的限制。完全应用费直的方法注释《易经》的，只有王弼。

　　王弼的易注，随处弥漫着老子的气息，因而被后世儒者非议；然而，使混沌神秘的象数易重新返回宁静的人的睿智世界，则不能不归功于王弼。因而，王弼的易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不久就将“汉易”打倒，被唐代的《五经正义》采用，可以说是势所必然。

《五经正义》是极为详尽的注释，也是儒家经典的国定教科书。其中的“周易正义”十卷，采用王弼的注解；王弼没有注释的“系辞传”“说卦传”“序卦传”“杂卦传”，则采用晋代韩康伯的注释补充；再将这些注释引伸发挥的是《十三经注疏》。不过，在《五经正义》中，有将王弼的注解误读的部分，须与清代焦循收录在《皇清经解》中的“周易补疏”，一并参照阅读。

　　与“象数易”相对的，王弼等着重伦理的注释，称作“义理易”。宋代的易学，大体上继承王弼，有很多易注的著作；其中最稳重的，首推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四卷，与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十二卷。

　　《伊川易传》的注释方法，大体上与王弼相同；不过王弼充满机智与飘逸的趣味，则完全消失，代之以真挚的道义感。正如朱熹所说：“伊川易传，明白无难读之处。”平易但稍嫌冗长。王弼的注释，虽然也是如此，但程氏则更严格的，将象数、占卜完全舍弃。清代的王夫之评论说：“详于事理，但缺乏易的神秘性。”顾炎武说：“自古说《易》者，数百家，但末见超出程传以上者，”胡渭也赞扬：“程氏排除自古以来，混入《易》中的老子异端之说，解明易道，如日月在天。”可见《伊川易传》的评价之高。

　　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，以体裁为其特色。《易经》本来是经文在前，传在后，郑玄将“彖传”“象传”分散，附于各卦的本文之后；王弼更进一步的细分，将“彖传”与“大象”附在“卦辞”后面，“小象”除乾、坤两卦例外，其余都附在各“爻辞”的后面，并将“文言传”分开，放在乾、坤两卦之后，对读者非常方便。王弼的这一体裁，一直沿续到《伊川易传》，但朱子则复古，又恢复原来的形式。明永乐十三年，敕命制订的国定教科书《周易大全》，并载《程传》与《本义》，但体裁仍然依照《程传》再将“彖”“象”“文言”分附于经文之后。清康熙五十四年出版的《御纂周易折中》，也并载程、朱的注释，但体裁又依照《本义》，再将“经”与“传”分开。

　　朱子的《本义》，文字简洁，他自己说：“在义理方面《程传》详细，《本义》因而简略。”所以，在伦理的解释方面，与《程传》没有什么出入。但与《程传》显著不同的，是将《易》限定为占卜的书，认为经文，就是问卜的占断。如“利攸往”“利涉大川”，就是旅行或行船时占卜的结果。王夫之等认为，朱子这种见解，将《易》降低成世俗的占卜，以为不可。不过，实际上，朱子的定义，才是《易》的本来朴素面貌。

　　朱子的《周易本义》中，载有邵雄、刘牧的“先天图”“河图”“洛书”。这是比《易》发生得更早，将宇宙构造，用神秘的数字图式化。程氏完全不信，朱子则深信；这是两人对《易》的神秘性在观点上的差异。朱子的宇宙论，也有整然图式化的格调，当然也是受这些图的影响。不过，这些图式，正如清代黄宗羲的《易学象数论》，胡渭的《易图明辨》中所说的，实际上，是源自汉魏到宋代的道教炼丹术。

　　总之，朱子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的哲学体系的朱子学，由元代到清代，被列为科举的思想基准，科举考试必须具备的学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都完全依据朱子学的注释；但《易》的解释，则兼用程、朱，《周易大全》《周易折中》，就是为科举制订的国定教科书。在朱子之后，又有宋代杨万里的《诚斋易传》，明代来知德的《周易集注》等名著。

　　清代的学风，以考据学为特色。宋明两代的学问，虽然在哲学方面，有深入的研究，但对古代语文的理解，却有疏忽，往往超出古典的原义之外，遭到非难。为求注释尽可能接近原义，产生对古代音韵、文字学的研究。不过，清代的学者，仍然未能摆脱古来的注释，只能在古来的注释中，追溯原义，选择与作者时代最接近的汉代注释。这是基于时间愈接近，当愈接近作者的本意；而且佛教、老庄盛行后所产生的异端解释，在那时也还没有混入的缘故。所以，清代的考据学，也称作“汉学”。

　　因而，清代对《易》的注释，排除王弼，致力于“汉易”的复元。惠栋、张惠言等，在这方面都有成就，所作的易注，也都是“汉易”风格。例如：收录在《皇清经解》中惠栋的“周易述”，完全采用虞翻的解法；焦循的“易章句”“易通释”，虽然有独创的见解，但在方法上，仍然属于“汉易”。

　　在清代“汉学”盛行之前，有王夫之独特的易注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同易外传》各七卷，《周易大象解》一卷。他基于汉易的象数与程氏的义理，不可偏废；《易》不能拘泥为占卜的书，也不可限定为思惟的书；象数与义理，应当一致，占卜与思惟，应当一理的观点，以宋代张载的《易说》为规范，全篇洋溢着充满活力的一元论，最为明快，富于趣味；不过，也许有趣的稍为过分了一些。他在训诂方面，也不疏忽，著有《周易稗疏》二卷，及载于《皇清经解》中的“周易考异”一卷。

“汉易”过于特殊、繁琐，不容易了解；王夫之的注解，固然引人人胜，但个性过分强烈，稍觉不妥，王弼的注解，风采最动人，但解释有晦涩的部分，而且老庄气氛，过于浓厚，也觉得不妥；结果只有归着于程、朱。可是，《程传》在占卜方面，又嫌欠缺；因而，学《易》以朱子的《周易本义》为主，《程传》为辅，并将宋学特有的形而上学的理论，适当简略，不足的部分，也要兼采他说补充。

自古以来，就有很多兼采程、朱的教科书，加以朱子的注释中，与程氏意见相同的部分，就说《程传》已有说明而省略；不了解的部分，就直率的说不了解，而不注释；无论如何也得参照《程传》。何况经典都有悠久的传承，经过长时间，众人阅读过的注释，总比较稳当，这也是进入古典之门最便捷的途径。